[53]前文已述，从中国的宪法传统观念以及1982年《宪法》的制宪者原意来看，都无法推导出司法审查行政的合宪性。

[57]《征补条例》所主张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是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及相应专门资质的单位，可以是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但是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宜称为单位。六、结语 随着行政任务执行方式的转变，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会趋于多样化。

[19]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9页。[32]但是其在发生领域、补偿范围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无法被其他债的关系所涵盖。该文举例认为：在行政委托时，实施主体可能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一概被认定为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而判决无效，实不合理。将目光积聚于行政一方的传统观察视角及由此衍生的传统行政程序理论，可能都已经不再适应于行政协议。[60]一般认为，行政主体的权利能力指独立行使行政权的资格。

当委托对象是公司时，不会肯定其行政主体资格。据此，签订征补协议事项中的委托关系在法律上即有两类，一类是实际的委托关系，一类则是拟制的委托关系（后文所称受托组织，如无特别说明均包含此两类）。房屋征收部门属于行政机关，在征补协议签订事项上构成适格的行政主体。

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截至目前，直接以征收、土地、拆迁、补偿、拆迁安置、拆迁补偿等为关键词的案件数量占了95%以上。无论是认可委托关系，还是对行政主体资格的确认与否，都与既有法理存在重重抵牾当然，大多数译介文字使用的是第一种含义。

第二种现象是，因为宪法一词仅指《宪法》，所以《宪法》以外皆无宪法，逐渐地，《宪法》就变得自成一类，与其他法律的共性被最大程度地遮蔽，而差异性则被单一化为位阶至上性。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通过新《宪法》之后，三天之内即另行审议了几个组织法的草案或修正草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在报告中称之为同宪法相配合的有关国家机构的几个法律。

[34]童之伟：《宪法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民法根本说的法理评析》，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31]但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两重属性很容易纠缠不清。在目前通行的宪法解释方法中，体系解释完全可以容纳此项要求。参见习仲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四个法律案的说明》，1982年12月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现行《宪法》的功能发挥，也就是宪法实效之评价，必须立足于实际的国别经验观察。[9]在他们看来，国内已经普遍将宪法等同于《宪法》，即宪法一词已经基本失去了法律部门这一层含义，因此实存的宪法部门内的重要成员——以本文所指宪制性人大立法为典型——可命名为宪法法。[28]张力：《民法典现实宪法功能的丧失与宪法实施法功能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1期。[24]这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四部宪制性人大立法。

第二，形式主义宪法观的特征之二是选择性地突出《宪法》的最高位阶。我们应该从实质角度对形式主义宪法观作出一定的修正，这种修正并不损害《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

[24]该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年版）第1条第1款关于大会会议的召集的规定就体现了与《宪法》的密切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召集。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3期。

雷磊教授提出，宪法渊源是宪法适用过程中适用依据的来源。[9]杨海坤、上官丕亮：《论宪法法部门》，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4期。关键词:  宪法性法律 宪制性人大立法 形式宪法 实质宪法 宪法的完备性 根本法 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有一类法律，因其制定主体的优越地位与法条所涉内容的极端重要性，向来都是描述、理解和定义我国宪法体制的重要依据。本文在此以一个新的概念来指称这些法律，即宪制性人大立法。第一，从普遍意义上讲，如同任何特定的实定法文本，形式宪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包罗所有内容，作为根本法，其扼要凝练地确立起国家结构、政府体制等重大事项的基本原则、精神或价值立场，所以必然需要一系列配套法律文件，将制度细节予以充实，这也是组织法等典型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固有任务。其实我们应当分别讨论：（1）《宪法》与宪制性人大立法的关系。

[2]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三、走出困境：一种实质主义的理论修正 （一）本文主张 本文认为，应该还《宪法》以本来面目，这是指，既不折损其应有权威、不阻绝其效力实现，也不要赋予其不能承受的任务。

[15]雷磊：《宪法渊源意味着什么——基于法理论的思考》，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38]具体就民法而言，叶教授更认为，民法实际上是借由立法机关之手，将民间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他称之为确认性立法或法律的‘发现——它们显然不能简单称作宪法规范的具体化，也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

如今，宪法相关法的官方定义的中心词是直接保障宪法规定实施，可谓恰如其分。《宪法》的位阶——也就是作为根本法的第二重属性——通过这种界限或禁区得以展现。

[7]马岭：《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2）鉴于民法已丧失现实宪法的功能，无法自足证明与保障其正当性，能为民法典补强正当性的……是宪法。但是，像民法这样的构词方式——前缀词+法——已不存在。《立法法》第9条针对授权立法所作的事项排除是很窄的，没有包括组织法，但实践中没有出现此类授权立法例。

这种思维会导致以下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因为宪法一词仅指《宪法》，所以宪法性就相当于《宪法》性，也就是《宪法》的属性。十年之后，民宪关系争论再起，郑贤君教授直接提出作为宪法实施法的民法这一全新命题。

[25]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作为1982年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基础的1954年全国人大组织法在其对应的第1条之中援引《宪法》（1954年）时具体提及了宪法第二十五条，而2021年修正后的新版全国人大组织法在其对应的第8条第2款删去了宪法二字，改为直接纳入《宪法》具体条文（第61条，对应1954年宪法第25条）的内容。在他看来，渊源是一个与权威和形式有关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与实质和内容有关的范畴。

[21]李少文以《立法法》2015年修订时扩大地方立法权为例，指出并且赞许这是一种明确了宪法的模糊内涵、填补了宪法的空白，却又并未违反宪法的宪法发展。由于我国目前通行的英文中译一般不区分law与statute，所以，在译介英国宪法时，宪法性法律这个中文概念可能是指：（1）议会立法。

[30]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然而，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素来饱受诟病。笔者充分认识到，中文当中的宪法一词被现行《宪法》垄断，这是观念形态的实际情况，不能期待一夜之间被改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观念形态的背景和缘由，以及在理论上、实践上正在造成或必将造成的后果。[22]杜强强：《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

[7]林来梵教授、张翔教授也都表达了对相关法这个词语的质疑。我们如果过分假定其完备性，其实是让它不堪重负，并一定会出现为了合理解说现实而建构出的首尾不能兼顾的不寻常理论。

[11]马岭：《宪法性法律的性质界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以英国为典型，不成文宪法国家一般被理解为缺乏一部宪法典（codified constitution）的国家，但其实质意义上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则散见于不同形式或渊源之中，其中一种法律形式是议会立法，即制定法（statute），还有一种法律形式是判例。

前几年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宪法与民法之关系的议题在上述背景下经历了又一轮辩论高潮。这类法律在我国最为流行的称谓是宪法性法律，但这个称谓饱受质疑。